中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步伐正不断加快，近6年来，我国南昌光伏电站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从14.5%提高到22.2%，煤炭消费比重已降至60%以下。未来中国清洁低碳发展的目标是什么？相应的能源总量该如何布局？需要怎么制定实施策略和路径？本刊日前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江亿，他认为，中国要实现清洁低碳发展，需要根据生态文明的理念，科学规划交通、建筑、工业用能，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供热，提倡绿色生活方式。必须赢得这场胜利
《能源评论》：您曾表示过，低碳发展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场战争，其战略意义和量化目标是什么？
江亿：按照《巴黎协定》制定的平均温升不超过2℃的目标，到2050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超过150亿吨。现在全世界总的碳排放量是300多亿吨，自2016年开始中国每年的碳排放都在100亿吨以上。对中国而言，在30年间既要保证经济社会发展、人民生活不断改善，又要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三分之二，降到三四十亿吨，这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。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，但是气候变化状况又迫在眉睫，我们必须应对挑战，在今后30年下狠心实现能源结构调整，按照中央提出来的能源革命战略，改变能源供给方式和结构，改变能源消费方式，从而实现低碳发展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从能源消耗角度，主要的用能大户来自工业、建筑和交通几个领域，您认为我国工业领域的低碳化上限在哪里？
江亿：中国目前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已初步形成规模，逐渐开始软着陆，经济发展也不再以房地产为龙头来拉动，已经从量的增长转为质的提高。未来将通过高科技，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，钢铁、建材、化工这些高能耗产品在总的用能比例中会慢慢降下来，由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使工业各个行业的用能比例出现变化，而新兴产业的能耗水平要低很多，不会出现与经济发展并行增长的巨大能源消耗。实际上，现在中国相当多的工业产品，相当多的指标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实际能耗比发达国家还要低。
未来10年，如果人均GDP达到3万〜4万美元，全国GDP总量达到40万亿美元，工业制造业按40%计算就是16万亿美元。即使按照平均指标比OECD国家能耗再高10%，工业产值达到16万亿美元，能耗总量也可以控制在5万亿千瓦时电+13亿吨标煤之内，前提是要进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建筑用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，您认为这一领域的能耗水平会如何演进，挑战在哪里？
江亿：建筑用能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：住宅用、公共建筑、农村用能、北方采暖，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大约在10亿吨标煤，上述四部分各占四分之一。
在建筑能耗领域，中国和美国相比，人均用能强度是他们的六分之一；和欧洲包括和日本相比，人均用能强度是他们的三分之一。如果按照美国的消费模式，中国建筑能耗就会成倍增长，未来不可设想会出现什么情况，因为我们必须头脑清醒，弄明白到底路往哪儿走、哪种生活方式更适合。挑战在于，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，能否保证我们建筑能耗水平不再增长。按照未来总建筑面积在800亿平方米以内，人均50多平方米居住面积计算，如果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能够传承，那么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可以控制在11.5亿吨标准煤，也就是3万亿千瓦时电+2.5亿吨标煤的范围。这一用能强度会比现在高一点，但可以满足老百姓的新兴需求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已经得到多方重视，您如何看待其未来前景？
江亿：将来一定要把电力变成交通的主要能源，改变后至少可以提高能源效率，包括火车、汽车、轮船，都要慢慢改变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公共交通应该大力发展，因为当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之后，包括燃煤、建材、钢材这些物流运输会显著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客运，因为老百姓有了物质基础后，旅游的需求会出现快速增长，当然这个运量比运煤、运钢、运建材要少，再考虑到经济发展，按照运输量比目前增长50%来考虑，未来的目标是油改电达到2万亿千瓦时，再加3亿吨标煤的燃料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综合来看，您认为未来实现低碳发展的能源需求会达到什么样的量级？
江亿：分项来看，工业能耗为5万亿千瓦时电+13亿吨标煤的燃料，交通能耗为2万亿千瓦时电+2亿吨标煤，建筑能耗是3万亿千瓦时电+2.5亿吨标煤，合起来10万亿千瓦时电，再单加19亿吨标煤。总起来看，按发电的能耗算下来，大约是50亿吨标煤，这样就能在清洁低碳能源支撑下，使得我们的GDP达到40万亿美元，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支撑。
不绕路走直路
《能源评论》：要满足您提到的10万亿千瓦时电+19亿吨标煤，我们需要如何设计清洁低碳发展路径和用能方式？
江亿：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，从生物质能源到煤炭再到石油，近年来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，开始大幅度消减燃油、燃气的用量，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源来替代，以应对气候变化。发达国家用20多年时间将能源结构从煤炭为主变成油气为主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延续这一模式？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按照这样路径走？我的看法是，我们的国情不一样，思路也不应该一样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近年来，天然气的价值逐渐被各方认可，我们可否把希望寄托在天然气上？
江亿：在10万亿千瓦时电能中，如果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能发电占3万亿千瓦时，剩下的都是天然气发电，每年就需要2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。首先，2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要排放50多亿吨二氧化碳，不符合我国碳排放总量降至三四十亿吨的要求。其次，目前全球每年天然气消费总量为3万亿立方米、交易量1万亿立方米，而中国自产气产量不足2000亿立方米。因此，无论是从碳减排要求，还是国际能源安全形势，抑或我们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，都表明我们不可能依靠天然气，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按照西方的路径实现能源转型。怎么办？道路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。实际上，发达国家也在朝这条路走，我们完全可以绕过燃油、燃气这条路，直接走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路径，这应该作为中国未来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决策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资源和方向上都没问题，关键是如何解决其不稳定和间歇性问题？
江亿：是这个问题。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，无论是德国、丹麦，还是我国青海零碳发电15日，都提供了相应的经验。这也预示着，中国有希望在36亿〜37亿吨碳排放量下，就能把能源供应的重任扛起来。关键就在于，除了部分工业、特殊工业部门仍然需要燃料，如何在供给侧通过减少直接烧火的燃料比例，以及先烧火变成热再发电的比例，大幅提升风电、光伏、核能的比例，从而倒逼消费侧用电水平大幅度提高。同时，鉴于光电、风电都不可控，建筑用能又存在较大的峰谷差，重点就是要下功夫在终端解决柔性用电问题，为此，就需要将供给端和消费侧解耦，让二者脱离刚性连接，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电气化水平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在不同的领域，有哪些具体的办法和创新思路？
江亿：东部用能地区的电力系统要重点解决好调峰问题，比如发展抽水蓄能、电动汽车，发展电动汽车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污染和效率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和智能充电桩构成储能设施，通过电池参与电力系统的削峰填谷。
一个创新的思路就是，建筑用电方式要彻底改变，通过直流供电+分布式蓄电，这样就能彻底改变建筑用电模式。现在屋内所有照明、家电都是直流供电，转动件都是直流变频、变热，因此在末端直接化，可以大幅度提高用电效率，避免来回转换造成的损失，而且直流电方便储存，也为用户提供了便利，同时也会彻底改变城市供电系统布局，配电网不用按峰值供电，只需要按平均值供电，目前这一差距至少有5倍，非常可观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对于北方地区的建筑，清洁供暖也是用能大头，在这里面会有哪些新模式和新技术？
江亿：实际上，取暖只要20度左右的环境温度。因此任何燃煤锅炉、燃气锅炉、电锅炉都不应该作为供热热源。因为这样做就违反了热学的基本原则，属于高温能量干了低温的活，会造成巨大浪费，应该是温度对口、梯级利用。
目前看来，可以利用其他行业觉得是“垃圾热”的热源：一是热电联产余热。即使未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，也还有40%以上的电力来自火电，可以把这些产生的余热统统收进来供热。二是未来一定还有一大批钢厂、有色金属厂、建材厂，这些工厂生产过程中也排放出大量的余热。比如房山的燕山石化等化工厂，排出来五六十度冷却水的热量，能供约3000万平方米的建筑供暖，这些资源必须要用好。
《能源评论》：这样综合利用肯定是高效也是清洁低碳的，但是这部分热源能否堪当大任？
江亿：未来，依靠工业余热和热电联产余热，可以满足北方地区70%建筑面积的供热需求，其余的30%需求，通过热泵设施和燃气调峰就可以满足。现在注意的是不能以热定电，因为这会给电力系统带来巨大的问题。同时，切记不能发展基于燃气的热电冷三联供，因为这种方式在中国屡上屡败，到现在没有一个合适的项目，而且我们没有天然气资源，不该干这件事。
要实现中国低碳发展，就应该根据生态文明的理念，科学规划未来的交通、建筑、工业能耗，同时大力提倡绿色生活方式，这是实现低碳发展的基础。在产业层面，要大力发展风电、光热、水电、可再生和核能。在消费侧增加电力比例，东部地区解决削峰填谷问题，变用电刚性为柔性。供热要把火电厂、工业余热充分用好，作为建筑供热耦合，可以考虑跨区域输热方式，解决地理位置不匹配问题。通过上述途径，完全可以实现通过10万亿千瓦时电+19亿吨标煤，来满足我们经济需要，实现低碳发展目标。
